乡村风光美如画:天,蓝蓝的;水,清清的.农家小院掩映绿树之中,那么宁静;农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恬静而充实.乡村又是诗意盎然的:清醇的泉水和袅袅炊烟和着蛙声入眠;飞舞的燕雀和萋萋芳草伴着朝阳苏醒,那种恬淡和舒适多么令人向往呀!从乡村走出的人总忘不了耕作中摩挲过肌肤的,亲切的庄稼,总忘不了月夜树阴下清凉的光辉.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关于乡村故事，方便大家学习。

　　乡村故事1

　　席瓦尔出生在一个名叫戈亚斯的小镇，他的父亲弗兰卡是个富足的农场主。

　　席瓦尔毕业那年，父亲劝他报考农学院，将来好继承他的农场。但席瓦尔早已厌倦了小镇的生活，觉得大城市才是他该闯荡的地方。

　　终于，在和父亲大吵了一架之后，席瓦尔离家出走，去了纳塔尔市。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他很快发现，在城市里闯荡并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容易。终于，年轻气盛的席瓦尔为了生存，加入了一个盗窃团伙，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江洋大盗。

　　再过几天，就是纳塔尔市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了。团伙老大“光头”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准备实施一个抢劫计划。因为照往年的情形，狂欢节这段时间，市民们将集体狂欢，市博物馆的看守将十分松懈，正是盗窃馆藏名画的大好时机!光头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跟随自己多年的席瓦尔。

　　计划的日子终于到了，这天一大早，狂欢的人们就拥上街头。他们头戴各式面具，身穿艳丽的服装，扭动着热情的桑巴，在“莫莫王”的带领下，将欢乐撒向城市的各个角落。

　　来到博物馆，席瓦尔扫视了一下：博物馆里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和保安，可能是因为没参加成狂欢，显得有些没精打采;参观的人也很少，整个大厅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和他们一样戴着面具的男子，好像有些心神不定，不停地东张西望。看样子像是丢了什么东西。

　　席瓦尔见没什么异常情况，马上朝同伙使了个眼色。一伙人悄无声息地分散开来，分头逼近保安、工作人员和出入口。他和身旁的同伙则朝二楼的监控室走去。来到监控室的门前，席瓦尔敲了一下门。里面的人懒散地问：“谁?”席瓦尔装出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嚷道：“先生，请问洗手间在哪里?”

　　里面的人显然放松了警惕，打开门，不耐烦地说道：“洗手间在一楼，你从……”话没说完，席瓦尔突然上前一步，掏出手枪，指着他的脑袋说道：“不许动!”身旁的同伙迅速拿出一根绳子，三下两下将他捆了个结实，并用布条堵上了他的嘴。席瓦尔接着说道：“快告诉我，监控录像的开关在哪里，否则，打烂你的脑袋!”

　　工作人员早吓得面无血色，拼命点头，然后哆哆嗦嗦地走到操控台前，用下巴指了指一个黑色按钮。席瓦尔用手一按，数十个监视器，全部没有了图像!他“嘿嘿”冷笑两声，猛然挥起枪托，将工作人员砸昏在地，然后迅速朝楼下跑去。

　　来到一楼大厅，席瓦尔向同伙们点点头。其中一个同伙迅速从身上掏出一颗炸弹，大声叫道：“都给我听好了，谁不按我说的办，立马送他去见上帝!”大厅里顿时响起了一片惊叫声。几个保安刚想去摸身上的枪支，却早被埋伏在他们身边的劫匪，用枪顶着脑袋。一看这阵势，众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乖乖举起双手站在原地。

　　席瓦尔打开一个储物间的门，说道：“都给我老老实实地进去!”众人被劫匪连推带搡，赶进了储物间。席瓦尔拿来一把大锁，“咔嚓”一声将他们锁到了里面。

　　万事俱备，席瓦尔正要下令同伙抢劫名画，忽听大厅旁边洗手间的门一响，先前那个戴着面具的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只见这人全然不顾周围环境的变化，径直来到离他最近的一幅名画前面，举起手中的铁锤，“哐当”一声就朝名画前的防护层砸去!

　　席瓦尔不禁大吃一惊，难道这个面具人也是来盗名画的?可是，先前他已让同伙查看过洗手间，他又是如何躲过去的呢?席瓦尔顾不上想太多，大吼一声：“住手!”可那人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第二锤下去，防护层已被砸出了一个大洞!

　　面具人如此胆大妄为，难道他还有接应的同伙?如果真是那样，到手的名画岂不是要旁落他人?席瓦尔急了，他猛地拔出手枪，毫不迟疑地扣响了扳机。随着“砰”的一声枪响，面具人应声倒地，痛苦地挣扎了两下，就再也没有了动静。

　　事不宜迟，席瓦尔迅速行动起来，取下名画，快速撤离了博物馆。大街上依然是尽情狂欢的人们，他们混入其中，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

　　接下来的几天，席瓦尔一直在做着发财的美梦，他在等待光头将名画出手后，对他论功行赏。果不其然，几天之后，光头就打电话叫他过去。席瓦尔兴高采烈地来到光头的下榻处，一进门就欣喜地问道：“头，这次我能分多少钱?”

　　光头的脸一沉，猛一拍桌子：“你还有脸向我要钱?难道你没有看电视吗?为了防止狂欢节期间名画被盗，市博物馆特意将真品取出，放上了赝品!你这回可把我害惨了，不光盗的是假画，还杀了人!”

　　席瓦尔还想争辩什么，光头已将一沓钞票甩到了他的面前，说道：“快离开这个地方，别连累了大家。”

　　席瓦尔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到头来却换来个这样的结局!他想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绝望的城市，回老家戈亚斯小镇，看看父亲弗兰卡，然后再做别的打算。

　　席瓦尔搭上了一辆顺风车，车厢里正反复播放着那首《乡村路带我回家》，忧伤的旋律让他感到阵阵酸楚。是啊，还是家最好，想起当年父亲对自己的劝阻，他心里好不懊悔。可是，现在什么都晚了，父亲能原谅自己吗，他现在又过得怎样呢?

　　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车子终于停在了小镇上。小镇依然是那样的宁静、祥和，和许多年前离家时并没有两样。席瓦尔怀着一肚子的忐忑，来到了自家的房子前。可他敲了半天门，却始终无人应答。

　　席瓦尔沮丧极了，只得转身向不远处的叔叔家走去。刚走到大门前，一只黑色大狼狗突然蹿了出来，朝他狂叫着。席瓦尔吓得躲在一边。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老人闻声走了出来。

　　席瓦尔一看，这不是叔叔吗，他兴奋地喊道：“叔叔，我是席瓦尔呀!”

　　老人摸索着走到他的跟前，屏住呼吸，细细观瞧。突然，他脸部的肌肉剧烈地抽搐了几下，两行浑浊的眼泪滚落下来。他拉住席瓦尔的手，哽咽道：“席瓦尔，你终于回来了，你父亲可被你害惨了……”

　　原来席瓦尔离家出走后，父亲弗兰卡就开始四处寻找他。为了找儿子，几年之中，弗兰卡卖了农场、卖了房子，几乎走遍全国，却始终一无所获。种.种迹象显示，儿子可能已不在人世。此时，伤心绝望的弗兰卡已是一无所有，再加上数年奔波，他落下了一身的病。

　　半个月前，弗兰卡向席瓦尔的叔叔道别，说他在报纸上看到，许多无助的老人被生活所迫，故意犯下重罪，好进监狱。监狱里虽说没多少自由，可有吃有喝，还包治病，也算是个养老的好地方!他已打定主意，趁这次狂欢节，到纳塔尔市博物馆毁坏名画，从而达到被送入监狱的目的。尽管叔叔百般劝阻，可老人还是执意坐上了前往纳塔尔市的班车。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就传来了弗兰卡被盗画劫匪打死的噩耗!

　　听到这儿，席瓦尔突然惨叫一声，踉跄着奔出了门外……

　　打那之后，戈亚斯小镇上的人们，总能看到一个疯疯癫癫的男子，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叫喊着：“是我杀死了父亲，是我杀死了父亲……”

　　乡村故事2

　　郭固集每一代村民中都能出现几个站在村头高岗和郭固坡堤堰上眺望的人。在对外边世界无穷的探索欲望驱使下，从大脚时代、牛车时代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两个好奇的勇敢村民，背上行囊，或白天含泪告别亲人，或趁着夜色一声不响，脚下踏着开始是迟疑的、最后坚定的咚咚声响，眼神中燃烧着痴迷的热情，从五道街分别通往东西南北的村口出发，最后回望一眼家乡温暖的炊烟和浓郁的树冠，沿着没有尽头的乡村小路，西去、东进、北上、南下……

　　若干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总能高头大马地衣锦还乡，陪伴他们的，不仅有一身的官袍，也往往有一位美丽的异域女子;他们不仅带来了族人的荣耀，也带来了远方的消息。

　　这些有出息的郭固集子孙脸上的激动和荣光，激发着更多的年轻人，象他们当年那样，为了荣耀，为了对远方的渴望，为了一位梦想中等待着他们的美丽远方女子，在越来越拥挤的大路上，一次次地出发、出发……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村人们看到，又一代早年走出去的勇敢村民们回来了!

　　出乎村人意料的是，这些归乡游子中的一些人不再高头大马、红光满面，而是灰头土脸、失魂落魄;陪伴他们一道回来的，不再是美丽的城市娇娘，而是扛着枪的军人;他们不再春风得意地手捧官封御赐锦书，而是灰溜溜地掖着一纸同样由官家发放、却证明他们另类身份的判决书;他们头上箍着的，不是镶金缀银的乌纱帽，而是一顶尽管看不见形状颜色、却牢牢地扣在他们心上的黑帽子——右派分子。

　　周红燃就是这样一名郭固集归乡游子。

　　八十年前，村中并不十分富裕的一户周姓人家子弟，象世代走出去的郭固集先辈那样，怀揣着一个少年人的梦想，从北大庙出发，一路北上求学。当家人天天盼着他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他却一去多年，音信全无。也难怪，他出去的时候，中国人在和日本鬼子打仗;家人算着他学业完成的时候，中国人在和中国人打仗。那时，没有邮局，至少郭固集是没有那样的洋玩意儿的，出门在外的亲人消息大多通过本村或邻村的熟人传达。可惜，在那个战乱年代，十里八村几年里再也难得有一个村人敢于出去或能够出去;敢于或能够出去的，象当年的周家小子，也难以有机会回来。战乱阻断了交通，也阻断了亲人间的相互思念。

　　好在，艰难时代的人们心理承受力格外强，对于外出长年不归的游子，家人只当他们正在这个世界上某个遥远的角落享受着荣华富贵，或者，早就一命归西，将一把骨头撂在了异乡他国。家人们照常生活，只在一些特定的时刻，比如逢年过节，比如某个深夜，才默默地在心里想起他们，并无奈地偷偷流泪。

　　直到50年代初期，周家亲人们惊喜地收到了一封人民邮递员带来的书信，他们已经二十年杳无音讯的儿孙周红燃同志现在正转战在大西南，已经是一名解放军的文职干部了。

　　这个时候，书信中大学堂毕业的儿孙文绉绉的思念之辞已经不是让家人们最激动兴奋的了，让家人激动和兴奋的，是书信本身，是书信传达着的他们的儿孙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消息;一张周家儿孙戎装威武的照片，更传达出，他们的儿孙不但还活着，而且活得还很不赖，很风光。八十多岁的周奶奶和六十多岁的周爹爹周妈妈尽管都不识字，但他们抚摸着那封书信，抚摸着儿孙容光焕发的照片，就好像抚摸着儿孙如今肯定已经爷们了的脸蛋;他们一会儿乐呵呵地笑啊笑，一会儿却又呜呜地哭啊哭……

　　二十年啊!二十年，他们本来认为已经客死他乡的儿孙竟然还活着，而且作为一名朝廷命官、军中大将活着!

　　象款待报喜讯的官府差役一样，周爹爹塞给邮递员一个裹着家里仅有的几毛钱的红包，邮递员笑呵呵地谢绝了：“大爷同志，军属同志，时代不同了，现在是新社会了，我不是封建衙门的差役，我是人民的邮递员。”

　　周家儿孙以书信和照片的形式衣锦还乡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郭固集，传遍了十里八村。村党支部书记第一次正式登门拜访这个富裕中农家庭，还由大队出钱，在周家摆了一桌酒席，庆贺周家出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孙，庆贺郭固集又出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孙。被村人们无意中疏远了的周富裕中农，从此成了格外受到尊敬的军属家庭，周家人二十年搀杂着揪心痛苦的生死思念，从此变成了光荣、希望和等待。

　　又过了两年，红燃乡亲又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已经退伍回到了北京，刚刚安排了工作，而且是带官衔的工作，而且官衔还不低。信中说，他的级别是处级。处级有多高有多粗，郭固集的庄稼人当然摸不着头脑。好在，村里有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因此也略通一点职官学的乡亲，一位这样的乡亲说：处级相当于县级，也就是相当于咱们滑县县长，清朝时候的滑县县太爷!

　　天呐!整个郭固集人齐声惊呼：咱郭固集出了县太爷了!周家出了县太爷了!要知道，在郭固集和周边十里八村活着的人们用力往上查的历史中，还从没听说过哪个村哪个朝代出过县太爷啊!周奶奶周大爷周大娘几乎不敢相信，他们当年那个毛头小子竟然成就为一名县太爷，一名头戴乌纱身穿锦袍坐着大轿走路都有衙役鸣锣开道的县太爷!

　　但从此，周家人脸上的神色却有点不同了。这种不同可不是官老爷家属的狗仗人势，郭固集有出息的人家从来长不出这样的恶习，他们会觉得，不管家里人多么有出息，归根结底，他也只是郭固集的一个庄稼人，是喝着郭固集水井里的水、吃着郭固坡里的粮食长大的郭固集儿孙。他可以在外边耍光棍，回到郭固集，他就只是一个儿子孙子、侄子兄弟。这样的观念在郭固集延续了一辈又一辈，直到几年前，村中几个儿子孙子靠着芝麻村官的长辈搜刮来的钱财买路混进了城市、拽着七大姑八大姨的腰带混进了城市，在城市并未作官而仅仅是给当官的跑腿抬轿却在乡亲面前耀武扬威，这样的观念才开始一点点地土崩。

　　红燃家人没有因为儿孙在外做了相当于县太爷的大官而在乡亲面前趾高气扬，相反，他们更厚道更热心了，看到谁家有困难，他们会主动地帮衬一把，尽管他们这个大家庭现在也并不富裕。小人一旦得势，大家都要遭殃;厚道的人有了出息会更厚道，大家也跟着沾光。

　　然而，当郭固集人尚未从“周家出了个县太爷”的激动中平静下来，一天，集南头的村民跑到北头的周家报信：你们家红燃回来了!周家人一阵狂喜。但看看报信村民的眼神脸色，又感觉不对劲。

　　不一会儿，郭固集乡亲周红燃在两名穿着绿军装的年轻战士的“护送”下，走进了阔别二十几年的周家小院。他时而象县太爷一样，叉腰打量着院子里他亲手栽种的石榴树，时而又是一个离家多年的游子，深情地拉着奶奶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了好几次，但终于没有掉下来。然后，他乐呵呵地招呼着赶来的乡亲，掏出他的大前门香烟，一支支地散给老少爷们。

　　难道红燃乡亲——这个在北京被人家勒到头上一顶“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是在装?

　　哈哈!城里人是很难理解我们郭固集乡下人的。在郭固集，只要不是做错了事，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那些官帽子孔方物只是势利之人的装饰物，好像小孩子屁股后边的补丁，乡亲们不在乎。假如哪个人做了坏事，即便他是一个比县太爷还要粗大的大人物，即便他腰缠万贯，我们也不在乎他。当然，也有个别村民鸽子眼，不分香臭地喜欢落到高楼屋脊上。但这样的败类代表不了郭固集人。

　　右派分子周红燃回来了!

　　起初，村民们和周乡亲之间有些不习惯，彼此在大街上碰了面，感觉有点别扭。不是乡亲们势利眼，相反，淳朴的乡亲担心红燃兄弟、红燃侄子或红燃爷爷红燃叔叔戴着那顶老右帽子，他自家首先会在乡亲面前不好意思。不过，乡亲们很快发现，红燃乡亲没有这样的不好意思——没有做坏事，干吗要不好意思呢?他见了每一位乡亲总是大大方方，该称呼什么就称呼什么，该怎么打招呼就怎么打招呼，好像根本就没惦记着自己曾经相当于滑县县太爷，没惦记着自己头上有一顶花里胡哨的高帽子。

　　于是，越来越多的街坊邻居喜欢吃过晚饭后，或干脆在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碗，到红燃乡亲家里或者家门口，大家蹲在红燃家的门楼下，或者坐在门口的青石碌磙上，听这个见过世面、见过大世面的周家子弟，讲大学堂里的新鲜事，讲南征北战的战斗故事，讲西南剿匪的惊险经历，讲北京天安门的雄伟壮观。当然了，有时也听他笑呵呵地讲一讲不同地方的女子不同的风格：江南女子水一样的温柔和精明，北京女子大北风一样的直爽和朴实……

　　就这样，周红燃——这个当年被乡亲寄托着莫大希望和荣耀、如今沦为连一般的贫下中农身份都没有的右派分子、郭固集儿孙，在离开郭固集二十年后，重新回到了郭固集的怀抱，并且仅仅经过一年半载，他就已经悄无声息地重新成为一名普通的郭固集村民。在乡亲眼里，在他自己眼里，他与其他乡亲没有丝毫的区别。即便当红燃家人与村人发生邻里纠纷的时候，也从来没人提起、也可能从来没人想起过他的特殊身份。也就是说，大家已经忘记，周红燃的头上原来是戴着一顶帽子的，一顶和乡亲们夏天的草帽、冬天的棉帽不同的帽子。郭固集人不知道什么是政治，不知道什么是阶级，在我们这里，只有街坊邻居，我们只是根据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判断好恶。

　　想一想有些“地富反坏右”在他们生活环境里的遭遇，看一看今天网络上一群群人的主动入圈，郭固集真是一处和谐温暖的世外桃源啊!或者说，郭固集是一处正常人的世界。

　　就这样，作为郭固集村民的大学堂毕业生、曾经的朝廷命官周红燃乡亲，在郭固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眨眼又是几十年。下一代人长大的时候，干脆不知道他曾经读过洋学堂、扛枪吃过兵粮、做过相当于滑县县长的大官，更不知道他头上竟然一直箍着一顶看不见的帽子。新生代对他的印象是：一个瘦高精干的农民，一个出口成章的农民，一个喜欢说真话的农民。当然了，还是一位长者，一位动不动就教训孩子们的长者。其它的，新生代们一无所知。只是在他屡屡给村干部上上政治课、搞得人家下不了台的时候，家人才会提醒他：别忘了摸摸你头上的紧箍咒!

　　不过，即便这样的时候，别说普通村民，就是那些被他呛得张口结舌的村干部们，也想不起他的老右身份，人家实在生气了，也只是在背地里骂他：老别筋!认死理!

　　的确，也许正是红燃乡亲的“老别筋”和“认死理”给他挣来了一顶“老右”的帽子;也许正因为戴着一顶老右的帽子，他也更加“老别筋”和“认死理”。正象他说过的：我要对得起“右派”这个光荣的称号啊!

　　这样的话，不是那个年代说的，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在他被彻底摘掉了老右帽子并且补发了几十年的工资后，他公开声称的。当时，他一下子领到了几十年的工资，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抵得上郭固集一道街半年的国民收入啊!村子里再次为红燃乡亲掀起了惊喜的狂潮，几十年来和他关系不错的老少爷们纷纷跑到他家里，喝他的喜酒。已经快六十岁的红燃乡亲，好像焕发了第二次青春，大宴宾客好几天。哈哈!说是大宴宾客，不过是到集南头买几只王记烧鸡，掂几瓶几块钱的“张宝林”，自家再弄几个醋溜白菜、炒鸡蛋什么的。这样已经够热闹够气氛了。

　　乡亲中有人恭贺：“红燃叔，祝贺你又恢复工作了!”有的道喜：“红燃哥，你一下子领了这么多工资，等于公家替你攒了这么多年的钱啊!要是你按月领，说不定现在攒不住几个。”

　　最高兴的当然是红燃的儿孙们，他的三儿说：“爹，这么多钱，受了这些年苦，也值了!”

　　快六十岁的老右派周红燃突然声泪俱下，嚎啕大哭：“儿啊，三十年啊!这是你爹我三十年的青春啊!整整三十年的大好时光啊!”

　　那一阵子，平时喜欢高声演讲的红燃乡亲整天很少说话，还在床上躺了两天。起床后，他老人家置办了一身涤卡布料的中山装，刮干净了胡子拉碴，尤其还到县城买了一只五块钱的钢笔——那可是一大笔开支!然后，把钢笔别在中山装上衣口袋盖子上那个专门用来插钢笔的洞洞里，容光焕发，青春二度，到南地的郭固寺中学上班去了!

　　郭固寺中学两三代的学童们至今记得周红燃老师那有点苍老却依然洪亮的讲课声。几十年不在讲台和主席台上讲话了，开始，学生们怀疑周老师的执教能力，但几节课下来，学生们至少耳目一新的。在当时依然笼罩着的说教式教学氛围中，周老师却能在给学生们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传授做人的道理，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周老师认为，如果学校不能教育学生做真人说真话，那么，读书就没什么用了，就是在白白浪费宝贵的青春时光，不如及早下学回家种红薯。

　　当时的初中刚刚开设了生理卫生这门课程，其中一个章节介绍男女生殖系统，学校的男女青年教师抹不开脸讲这门课。周老师自告奋勇：“我老了，脸皮厚了，我来讲。一个人只有了解了自身生理结构，了解了男女之事，才能够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周总理早就教导我们，要及时对青少年开展生理卫生知识教育。为了他们的法西斯专制目的取消了这门课程，就是为了禁锢人民群众的思想啊!”

　　结果，由周老师的生理课为启发，郭固寺中学的男女学生们第一次了解了自身的构造，也借此脑筋开窍。此功德，比学习初级高等数学更有意义啊!

　　几年后，周老师光荣退休。

　　此后的许多年里，老人家享受着退休金不断增长的生活，但并不安逸地度着余生。随着人们思想的越来越开放，尤其是随着干部作风的越来越开放，周红燃——这个当年的老右派旧病复发，好了伤疤忘了痛，时常唠唠叨叨，时常看这不顺眼看那不习惯：看到小青年染了红的黄的头发唠叨;看到村干部整天泡在饭店里唠叨;读报纸的时候唠叨，看电视他还唠叨。奇怪的是，喜欢听他唠叨的村民很多，用村民的话说，周老师唠叨得在理!

　　时间长了，他成了村里另一种力量的代表。什么力量?让村民欢喜最主要的是让村干部不舒服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那样的让村干部不舒服，以至于看到周老师从远处走来，村长杜小秀就会赶忙借故走开：郭固集第一大学问人来了，我闪!

　　哈哈哈哈!

　　让郭固集“有史以来第一大混家”杜小秀这个土霸王如此害怕如此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一定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有力量有智慧的人!总的一句话，一个好人!

　　周红燃，你是咱们郭固集的保护神啊，比北大庙里的泰山老奶更能保护老少爷们!

　　当然，村干部和个别整天跟在村干部屁股后头混酒喝混屁吃的村民也会尖刻地说：哼!再来一场革命，你周老别筋还得戴上右派高帽!

　　其实，这些庄稼汉不知道左派和右派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村中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了，连博士硕士都出了好几个，按照他们的说法，以周老师这样激进的态度，当年咋就成了右派呢?他分明应该属于激进的革命左派阵营啊?这些年轻的硕士博士们也闹不明白，左和右其实也并非简单的左和右。

　　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这个问题是政治家和城市里的政治狂热者的首要问题，却不是我们郭固集人的首要问题。因此，郭固集人是很难区别左和右的——说错了!不是郭固集人连左右南北都分不清楚，我们实在是分不清楚什么左派和右派;我们只知道，哪是对的，哪是错的;哪是在理的，哪是不在理的;或者说，哪是香的，哪是臭的，哪是黑的，哪是白的!

　　还有香臭黑白都分不清楚的人?不但有，而且有很多;不但庄稼汉里边有，体面人中间也大有人在。

　　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郭固集著名的民间理论家“傻美妞”如此理解：老左就是老别筋，认死理儿，喜欢瞎叫唤，啥事也办不成;老右就是见风使舵，八面玲珑，从来不唱高调，不吭不哈，但啥事都能办成。“傻美妞”并且进一步总结：做人要既不左也不右，老左别筋，别得头晕;老右有本事，但孬孬儿。做人要做中庸的人，做中间派。

　　有乡亲不以为然：你这个说法啊，听着高深，其实不准，你说说，周老师属于老左还是老右?

　　“傻美妞”一时语塞，半天才吭哧着说：周老师既左也右，既右也左;不左不右，不右不左;左左右右，右右左左，不好分呀!

　　乡亲哈哈大笑：傻美妞，你这不是瞎扯淡吗?

　　其实，左左右右的确很扯淡。过去那些为了左左右右而文攻武卫、武攻武卫的的“老小将”很扯淡，今天网络上那些为了右右左左而唇枪舌剑、约架约掐的“小小将”更扯淡。

　　周红燃乡亲头上戴着一顶“右派”的高帽子，但在郭固集乡亲看来，周红燃乡亲既非老左，也非老右，周红燃乡亲只是我们的乡亲，老左老右都不是红燃乡亲本人，都是城里那些“孬家”“混家”强扣到他头上的花花帽子。郭固集人只知道，周红燃乡亲是一个说真话的人，一个有良心的人，一个真人，一个好人。

　　乡村故事3

　　虽然读的是师范大学，最难忘的却不是漂亮师姐师妹，而是暑期“三下乡”活动。一段整整25天的时光，跟一群三年级的孩子“厮混”在一起。

　　三年级的孩子，大抵都是九岁或十岁样子。这个年龄，已经超脱了所谓“匪(意指调皮捣蛋)”的阶段，开始能够理解家人、理解朋友和身边的人。而也开始逐渐拥有自己的想法和梦想。

　　其中一个孩子，名叫卫辉。故南小学的老校长，希望我能够重点关注一下。因为孩子父亲在他未记事时，就去世了。母亲独自带着小卫辉过，很不容易。

　　卫辉很懂事，学习也用心。但成绩属于中等偏上。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暑假“三下乡”中的支教活动，故南小学属于重点小学，那种光靠死记硬背、仅有书本知识的学习方法得来的成绩，已经无法挤于学习最好的前5名佼佼者之列。

　　我发现，试卷和平时教学观察表现，是综合一个孩子书本知识、课外阅读、电视节目观看、电脑上网学习和外出旅游、家人谈论、课外参加培训学习等的综合后的体现。这种体现，尤其是在开口说话、写作和知识面上，拉开了巨大的差距。

　　简而言之，就是家境越好的孩子，占据了综合成绩前5的位置。家境差的孩子，最努力最聪明好动的，也仅仅是第6到第10名。

　　而且，最为严重的是，除去几个特别勤奋的农家子女(在一个班35人的普遍情况下，这样的孩子，有5-8个左右)外，全班成绩，明显呈现出从家境好到坏为序，呈现出成绩也由好到差的表现。而综合成绩倒数5名，均为家境最差的几个。

　　家境的好坏，按照老校长的说法：只能够保证把孩子送到学校，参加正常的上学外，再无其他任何课外学习的，就是家境差的;除了保证孩子正常的学校学习，还能够拥有课外阅读、电视电脑学习、旅游、家人辅导或参加课外学习班等的，就是家境好的。

　　当然，老校长的说法，可能忽略了那些就算有能力财力，也不注重孩子教育的。但这个毕竟是极少的特殊情况。这样的，我所支教的班里，确实还有一个，但这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为中等，基本上小学三年，成绩都是18-20左右。所以，其实他的因素，对整个情况，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于是，在后来的教学中。我上课的时候，也就有意无意多叫卫辉回答问题，或者来协助教学工作。

　　卫辉果然积极性高了起来，在几次的口头作文和数字游戏中，都有出色的进步。10天下来，他已经突破了第6名的限制，进入到第3的位置。但却始终无法赶上第一名的一位小女孩和第二名的一个小男孩。

　　这两位，年龄上比卫辉还小两个月。经过我的了解，这两个孩子的家庭，在村里300多户人家中，是属于最富有的10户人家中的两户。两个孩子平时经常随父母外出旅游，并且阅读量很大，也很杂，而且早在一年级的时候，父母就为其配备了上网电脑。

　　知识量和经历储备，决定了最终的综合能力和综合学习成绩。这亦然已经从孩子们这里，得到了验证。

　　在支教进行到第15天的时候，我已经和小朋友们非常熟悉和亲密，尤其是卫辉，更是关照对象。

　　记得是一个周五下午，卫辉午休后来找我，准备一起到教室。在我和他准备出宿舍门时，卫辉像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突然问我，“董老师，你能把你喝水的那个杯子送给我吗?我特别喜欢，特别想有这样一个杯子。”

　　我听了后，觉得有点吃惊。那是“三下乡”的标配之一，用来喝水的杯子。我去上课时，接一杯水放在讲台上，口渴时用来喝。

　　当时觉得那个杯子很好看，全不锈钢的，军装绿色，上边印着红的学校团委全称，还有校徽。也本来想着，等支教结束，就把它当作纪念放起来。想不到的是，卫辉提出了这个要求。

　　我记得，孩子们上午8点上课，11：45下课回家;下午14：30上课，17：00下课，真不记得他们会带水、喝水。而且，家访的时候，他们喝水，不是普通的玻璃杯，就是直接用碗，说是用碗开水凉得快。

　　我不清楚卫辉怎么会突然有这样一个希望。但我略一思考，还是拒绝了他，“卫辉，老师要用它带水到课堂上去喝，如果给了你，就没杯子带水了。”略顿一顿，我又补充到，“你看，这个杯子，印的我们学校名，而且是专门针对这次支教的，它对老师很有纪念意义。说实话，老师舍不得。”

　　卫辉没有再坚持，但肯定会有些低落。

　　后来，我送了他几本适合学生阅读的读物，他就又高兴了起来。

　　如今，那次支教，已经结束11年了。支教结束后，因为当时电话和手机基本上没有普及率。打电话，基本上还是到村子里的小卖部或者话吧里打。跟孩子们和校方，都不再联系。老校长，估计也退休好几年了。

　　但这件事情，却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发生后三年内，我实在没觉得什么。还觉得自己处理得挺好的。但三年后，一直到今天，我实在是后悔：拥有那个杯子，对当时的我和现在的我，都只是小小的愿望;但对那时的那个孩子，却是大大的希望和梦想。

　　或许，他曾在商店里，看着那个昂贵的漂亮杯子，几次望洋兴叹。因为，他是穷人的孩子。而一个几十元的杯子，在当时的他来看，实在是太贵了。

　　现在再想来，我觉得自己好蠢。一个杯子，该送给这个可爱的孩子的。

　　不过，聊以自慰的是。我相信：这个孩子的这个希望和其他希望，现在，一定全都实现了。

　　我记得，今年他21了。他应试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祝他一生安康，也祝他孤独的母亲，快乐幸福。

　　乡村故事4

　　开挖总排干，真可以说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

　　开挖总排干的战斗，已经到了白热化。

　　挖到l米深左右，便出了地下水。泥水方是人工最难挖的土方。当时工地上的抽水泵很少，远不能满足抽水的需要。

　　工地总指挥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民工站在泥水中，用锹将水下的泥水捞出来，再放入边走边漏的箩筐中担出去，因此效率极低，人日均挖出量还不到两立方米。

　　泥水方量就占总排干土方量的三分之一。

　　工地上还没有水裤，也没有橡胶水鞋，人们赤腿站在水中作业。

　　小诸葛也束手无策，眉头邹了个疙瘩。

　　现在是在初冬季节，人站在带有冰茬的寒水中，许多人因此而落下了关节炎、腰腿疼等毛病，有的人甚至因冰冻过头了而浑身发僵。

　　云大爷根据开挖二黄河的经验，早晨出来时，把冰冻的那一段干完，地下水往外冒，全靠“叠坑子”。

　　这个坑挖开，把那个坑里的水放过来。干活的人大都没有雨靴，每天人泡在阴冷的冰水里，再加上活累，一完工，再壮实的小伙子，也要活剥一层皮。

　　遇到流沙，大家就采取“野马分鬃”、“开膛剖肚”等措施，排除积水，制服流沙。工地上缺少箩筐，小诸葛就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铁丝箩头、木头四方架箩头，又轻便，又好用，又牢固，又省钱。

　　除了正常的干活，经常举行早战役，晚突击，不是说神话，有的民工在一边担土一边睡觉，摔在了水坑里还不清醒。

　　朱大爷二锹就装满一箩筐，重量有几十斤，俩箩筐土重量超过百斤。担一担土真不容易呀，还要爬上几十米高的坡。

　　三四个人一组倒着担往上走，一天马不停蹄干十二三个小时。

　　工程的劳动强度是超过了人的极限的，人性在这里扭曲。

　　高音喇叭每天数次公布工程进度，有特殊的力大无穷的“标兵”，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带工领导就要求其他民工向他看齐，一天干下来灰头土脸，就像传说中的牛头马面。

　　红柳村和水利社村展开了劳动竞赛，小诸葛他们每次都能获胜。

　　工地上大喇叭表扬了红柳村，云大爷他们非常高兴，一定要保持先进。水利社村的年轻人不服气，憋足了一股劲，下决心要在下次竞赛中力争超过。

　　为了赶进度，激励人们的干劲，隔上一段儿时间，各工地就要举办一次放卫星活动，在放卫星期间，各公社的党员干部带头大干苦干，白天黑夜连轴转，不休息。

　　在活动中，有的民工一天一夜竟能担运泥土十多方。

　　总排干施工俩岸，都拉上电线，电杆上挂着200多瓦的灯泡。

　　入夜，总排干俩岸，笼起了一堆又一堆篝火，点亮了一盏又一盏明灯，成千上万的人鼓足了干劲，担着一筐又一筐沉重的泥土在其中来回穿梭，奔流不息，那个场面，是不能够用壮观来形容的!

　　在漫漫的寒冬长夜里，离开了妻子儿女，在四面透风的工棚里，打发着孤寂，打发着疲劳，打发着寒冷。

　　民工们一吃过晚饭，就什么也不管，有的人连脸也顾不上洗，卷缩着身子，睡下休息。

　　小诸葛开始了说书，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三侠五义，说了个遍，最后是货郎担出他妈卖，货尽了，说了七断八连的个聊斋，才凑乎到工程完成。

　　就这点可怜的精神文化，成了人们驱散寒冷火种，打发孤寂的温泉。

　　有人说：“不听小诸葛鬼疙嚼，半夜谁不着觉。”

　　总排干的开挖，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河套灌区多年的泛滥用水，有灌有排，鼓疹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河套农业、河套经济从此走上了一条稳步发展的大道。

　　在西起杭锦后旗太阳庙公社，东至前旗乌梁素海的400多里长的战线，全部是人山人海。

　　经过15万人的共同努力，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胜利完成了。

　　这些土方，如果一方一方地连接起来，长达11500多公里，可以从内蒙古到海南岛铺个来回。

　　排干附近一二百人的小村子，就住进去一两千人。当地的群众尽量把好房热房腾出来，自己一家几辈挤在一个炕上。有的住房里，民工们炕上住满了，就住在地上，还搭起了“二层楼”、“三层楼”，把一切可以挡风的地方都用上了。

　　总排干的精神力量则更是无法估量。

　　可以这样说，总排干是新时代的新长征。

　　是啊，河套人有着顽强不屈性格，有着善良憨厚的本质。为了改变家乡的面貌，为了富裕的生活，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甚至流血牺牲，都在所不辞，前仆后继。

　　总排干这点苦，这点累又能够算什么。

　　河套人用扁担和箩筐，担出了十条大渠，河套成了米粮川。

　　河套人担开了二黄河，创造了人定胜天的神话，黄河水利史上厚重地写上了一笔。

　　乡村故事5

　　周围来自偏僻农村，上大学背负了一身债务，去年毕业谋职，薪水委实偏低，得打点其他主意。

　　四处走访考察了一番，周围觉得还是业余摆摊比较方便。

　　说干就干，跑批发市场、搬运货物、做货架、寻点，一切就绪，最近几个月每天下午18点以后，周围就在租住的城中村一条小巷出口，铺排地摊卖点，销售耳机和内存卡，忙忙碌碌赚取零花钱。

　　或因初涉江湖，长相嫩气，周围摆地摊时际，常常碰遇各类稀奇的人和事。

　　一天夜晚，一位穿着时尚、手握高档手机的中年男士，站立周围的摊前，翻翻货品，谈谈价格，与周围侃聊，闻听周围摆摊只能找点生活补贴，他发出“嗨嗨”的惊讶声，自称所在单位是一家大公司、品牌商，像小伙子这样的聪明人，进公司来发展，很快就能成为经理、区域代理，一月数万元工资轻而易举，两三年买房买车，晋身精英阶层，他笑咪咪递过名片，宣称公司近期招人，打个电话就行，他亲自开车来接迎。

　　一天夜里，天飘洒小雨，途经的人少了，脚步走快了，摊位自然也显得冷清，周围打算提前收摊回屋，一位小伙子拎着一个大口袋，气喘喘停于周围的摊边，流出自来熟式的言语：“哇，雨挺大，生意咋样?”他声言这几天在前面一处立交桥摆摊卖内裤，五元一条，一晚摆三四个小时，卖两千多元没问题，今儿下雨收工早，只卖了一千五百元的样子，讲着讲着，引荐起卖内裤的生意经，还给周围讲清了准确的进货地点和销货人，口称批发买货越多越价廉，一次拿五六千元左右的内裤，一周差不多卖完，刚好又进一次货。

　　一天深夜，周围见人迹逐渐稀少，准备结束生意，一小伙子来到摊位前选货，买了一副耳机，闲谈了几句，宣称自己以前也摆摊，现今忙于搞网购商务，他摸出几枚硬币，问周围是否能辨真伪，并摆出神秘兮兮样子，低声告诉周围，现今有种假硬币完全能以假乱真，用来赶乘市内公交，非常保险、划算，一元假硬币只卖三毛钱，这种硬币得在深圳采购，卖方从深圳采用特快专递邮寄，买方先通过银行转账交定金，收到卖方寄来的假币后，再全额付款，周围提出质疑，卖方收到买方定金后，不再付款咋办，小伙笑言，卖方经销商是做大事的，不可能占这点小便宜，他给周围留下了假硬币经销商的联系方式。

　　一天傍晚，天色渐暗，周围摊位的生意较好，连续做了多拨生意，又来了三人，一人挑货，一人讲价，一人则乘周围分散注意力的时际，悄悄拿起几副耳机，塞进荷包里，周围急问干啥，那人掏出耳机，丢在摊位，转身离开，两三分钟后，另两人也开溜;过了一阵子，摊前集聚了一群学生妹，挑货、砍价、付款，周围喜滋滋忙于照应，一位中年人也凑热闹挑选耳机，谈好价钱，递来一张百元钞票，周围一摸，手感不对，抖甩一下，纸币不响，立即拿回耳机，塞给他那张百元纸钞，摆摆手：“你快走!”那人还边走边嘀咕：“咋啦，咋的啦?”

　　一天下午18点，周围照惯例来到以往摆摊点，地块却已被一位小伙子挤占，周围和小伙交涉，小伙冷冷回应，这是公共场地，不是谁的固定领域，先来先用，周围也不多理睬，挪动了小伙的货摊，腾出一小片空地，摆上自己的货品，“嘿嘿”两声表示：“大家发财。”小伙见周围的块头大，没再吱声，摸出手机捣腾，半小时后，周围旁边又来了一位摆摊的小伙子，这两个摊位，一左一右，亮开排挤周围的架势，周围不理不踩，该吆喝生意，照样吆喝;该耍玩手机，照样玩手机。第二天、第三天的情形，也大致相似，周围的生意仍然不错，两小伙的生意显得冷清，第四天后，两人遁迹消失。

　　一天下午18、19点，村里的市场管理员，人称“老四”的一位中年男人，按老规矩沿村内各处摆摊点巡视，晃至周围摊位时，一改以往不理不睬的态势，盯了周围几眼，发布指示：“占地儿太大”、““往后靠”、“别挡道”，这些话儿讲完，他便冲着不远处新来的几位摆摊人高喊：“拿走”、“别在这摆”、“下次见到没收”，那几人拎起货，灰溜溜走人。过了一会，对面摆摊的一位同行踱过来，拍拍周围的肩膀，是不是没交摊位费?赶紧送条烟给老四吧，这么这么着。第二天，周围悄悄寻至老四的办公室，笑着从皮包里掏出一条高档烟，解释这是别人送的一条业务烟，自己不抽，四叔抽好了，老四点点头，哦，那就先放在这儿吧。

　　一天夜黑21点时辰，一位30多岁的男人，拎着瓶啤酒，晃到周围的摊位附近，瞅瞅货物：“生意不错吧，你是新手吧，这一片摊位，都是我管，每季度每个摊位得交点管理费，否则，可能有人来捣乱。”周围问他是干啥的，男人哼哼回复：“啥都不干，进监狱修养了几年，出来没事干，顺便看管一下这些摊位。”

　　……

　　近期这阵子，周围觉得耳机不好卖了，精心印了一些名片，上面称自个儿是深圳某大型公司住西北总代理，自封首席执行官，四处散发名片，打算批发耳机、内存卡，还摆卖手表收售电脑手机相机，又寻思找老四调剂摊位，想想该给老四什么甜头……

　　周围的摆摊史虽短暂，却已感触地摊学问大，小地摊，大世界，养育人，磨练人。

　　乡村故事精选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