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99年，一向为雅典的民主、法治而自豪的古希腊着名思想家苏格拉底，却对雅典当时的劣质民主政治发表了猛烈批评，在他70岁那年被政府逮捕。尽管有见识的公民都为苏格拉底鸣不平，但被政府煽动起来的狂热暴民，仍以法律的名义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临刑的前一夜，老朋友克力来探监，告诉他狱卒已经用钱收买，要他马上越狱、看到苏格拉底沉默不语，深知苏格拉底的老朋友慷慨陈辞：雅典的法律既然没有公平正义，你何必还要遵守它的法律。时间已经不多了，但苏格拉底仍在沉思。终于，他对朋友说：“难道逃狱就符合公平正义了吗？我一向维护“法律至上”，难道因为我被判死刑，我就能对抗法律，就没有守法的义务了吗？如果人人都以自己的喜恶去利用法律，玩弄法律，甚至敌视法律，那法律必会土崩瓦解，我们所追求的社会正义也会彻底崩溃。”
　　苏格拉底发现，自己已经跌入了一个悖论的怪圈：越狱就违背了自己“法律至上”的信念：接受死刑则又与自己追求“法律公平”的信念相左。他就在这个悖论里思来想去，不能自拔。最终，他谢绝了朋友的好意，选择了死亡。于是，第二天傍晚，苏格拉底举起狱卒送来的毒酒，一饮而尽。
　　14年后，雅典人民悲痛地为苏格拉底平了反，对苏格拉底的悖论，他的学生们仍在继续思索，他的学生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反思祖师爷的命运悲剧后，在他的名着《政治学》里对苏格拉底的悖论作出了解答：真正的法治应有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也成为后世每一个法治国家奉为经典的金玉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