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廉洁奉公，严以律己，新中国成立后始终保持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躬行节俭的作风，相关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令人难忘。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关于关于周恩来的故事，方便大家学习。

　　关于周恩来的故事1

　　我要中国料子

　　进北京后，为了接见外宾和出席会议需要，周恩来第一次做衣服，选中了北京“红都”服装店。工作人员介绍：“这是闻名全国的服装店。”

　　周恩来笑着说：“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面对工作人员介绍的英国呢料、澳大利亚毛料等各色的外国布料，周恩来摇摇头，说：“我要中国料子，无论毛料布料都要国产的。”这次他做了一套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一套蓝卡其布夹衣和一套灰色平纹布中山装。这几件衣服一直穿到1963年，始终整洁、挺括。衣服穿了10年仍然整洁、挺括，其中当然有奥妙。周恩来有两只袖套，办公时必定套在胳膊上，这样就保护臂肘不会磨损得太快。然而，他一天工作长达十七八个小时，天长日久仍不免磨损磨破，于是，便送去“红都”请裁缝织补。衣服虽然旧了，会客时将衣服熨烫一遍，穿出来仍然整洁、挺括，再加上他潇洒大度的仪容举止，丝毫无损大国总理的风度。

　　关于周恩来的故事2

　　周恩来操劳国事，日理万机，没功夫管自己的家事。每月去会计处领取他们夫妇俩工资和保管他们家现金与存款的人是周恩来的司机杨金铭，他每月底要向邓颖超报一次账。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天，周恩来突然要杨金铭细报一下他家近两个月的收支情况。杨金铭拿着记账的笔记本念道：“3月1日买大葱5分钱，厨房用;3月2门买盐1斤，l毛5分钱，厨房用。”“停”。周恩来一声叫停后，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杨金铭说：“你们买盐多花了一分钱。”杨金铭一阵紧张，连忙放下笔记本，很快找出了买盐的那张原始收据，上边清楚地写着：“大盐一斤，壹角伍分”。周恩来查看了那张买盐的发票后，示意他们退去，然后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询问民用食盐为什么每斤要涨一分钱。当弄清是因为北京市卫生局为了预防市民患大脖子病而对食用盐加碘，才促使食用盐价格提高之后，周恩来这才放心。

　　第二天，周恩来在外出时对杨金铭和卫士高振普说：“我不是在意多开支的那分把钱，而是因为食盐是千家万户都要使用的消费品，不能随意涨价。”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周恩来是借查问他的家庭开支来掌握了解社会上的情况。

　　亲民、爱民，是治国理念，也是政治品质;是历史使命，社会职责，也是个人的风采和魅力。周恩来一生历尽坎坷，但无论在什么环境中，始终保持着沉重的历史感和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他-生谨慎，思虑周全，胸怀坦荡，作风扎实，尤其对关系到人民生活的事，无论大小都严肃对待，一定要弄个一清二楚。对一分钱盐价的重视，充分体现了他勤政爱民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分钱事小，爱民之情博大。

　　关于周恩来的故事3

　　在龚家书房，他读了《天演论》《革命军》

　　1908年的夏天和冬天，周恩来先后失去生母和嗣母，不得不带着两个更幼小的弟弟返回淮安城驸马巷周家老宅。酷爱读书的周恩来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内心十分苦闷，就向八叔周贻奎和八婶杨氏诉苦。周贻奎就让杨氏到家在东岳庙附近的龚家请周恩来的表舅龚荫荪帮忙，让周恩来和他的两个弟弟一起到龚家塾馆寄读。龚家的女主人是周恩来嗣母陈氏的亲姨娘，她的儿子龚荫荪就是周恩来的表舅。龚萌荪对周恩来兄弟3人进行简单的面试后，只同意周恩来一个人在龚家读书。而周恩来的两个弟弟一个因为年岁太小(周恩寿)，一个因为顽皮(周恩溥)而被婉拒。

　　龚荫荪是一位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由于其父亲龚怀朴多年任山阳县(今淮安市淮安区)的钱谷师爷(相当于今县一级的财税局长)，家境殷实。龚荫荪在上海、南京、青岛等地开设有多家书馆、书店，家里也藏有大量进步书刊和报纸，一直是秘不示人。他见周恩来好学上进，谈吐脱俗，又能博闻强记，十分喜欢，不仅允许周恩来在家塾馆寄读，还破例允许这个表外甥进他的书房读书。

　　在龚家藏书房，周恩来第一次读到了《今日中华》等进步报纸，也先后读到了严复的《天演论》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进步书刊。《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号召民众起来救亡图存，“与天争胜”。这对当时的思想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革命军》是中国民主革命家邹容在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写的共约2万余字的作品。作者以通俗浅显的文字，宣传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反对外国侵略的思想，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可以说，《革命军》《天演论》是周恩来童年所读书籍中对他影响非常大的两本书。1952年秋天，周恩来在上海会见时任华东幼儿园保育员的表姐龚志如时，还深情地说：“表舅(指龚志如的父亲龚荫荪)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你们龚家塾馆的周先生是我文化上的启蒙老师。”

　　关于周恩来的故事4

　　周总理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善于从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指导，许多重要决策和原则指示都是在倾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1952年3月，华东局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映当时青工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提出了提高工人技术水平的建议。周总理基于对工业企业和工人队伍状况的深刻了解，对这份报告极为重视。他在报告上亲笔批示，请李富春等中央负责同志迅速“研究其可能性及全国实施方案”。1956年7月前后，周总理冒着酷暑，风尘仆仆地来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当他深入一家钢铁厂的转炉车间视察生产情况时，看到车间炉前工人操作时汗流满面，就非常关切地询问车间负责人：车间的温度有多高?车间负责人回答：有40多度。他马上提出疑问说：我在夏天到过热带地区，那里的温度就有40几度，但还没有你们这里这么炽热。他随即指示要关心工人的疾苦，改善工人的生产条件，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周总理回到北京不久，国务院就向全国发出了《工业企业必须认真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的紧急通知，并督促各地迅速做好这项工作。上海工厂企业的防暑降温工作，很快得到了改善和加强。

　　周总理对农业生产的关切，对吃饭问题的重视，同样在许多看来平常、具体的事情上表现出来。1963年4月间，周总理陪同外宾来到上海，在参观马陆人民公社时，他利用这一短暂时间，不但找于部了解实际情况，还深入田头与社员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农业生产、农民口粮及公社经济等情况，实地观察油菜、小麦、棉花的长势，鼓励农民搞好生产，发展经济，努力提高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示当时传遍了整个上海郊区，大大鼓舞了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周总理对上海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卫生等方面的重要情况，真是了如指掌，对这些方面工作提出的要求，总是那么切合实际，这自然是同他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分不开的。1956年12月，周总理出席上海科技界的一次座谈会，有人提出上海应当有一个科技活动的场所，他认为符合实际需要，当场表示赞同。后来，市委决定把南昌路上的一座花园楼房改建成科技人员的活动场所，周总理知道了很高兴，并由陈毅同志题写了“科学会堂”四个大字。50年代，周总理有一次来到上海，不久就了解到“大世界”游乐场有个扬剧演员顾玉君的唱功做功都很好。我们特地请这个演员到文艺会堂演唱了一场，并请周总理观看。我们在上海却不了解这位演员的情况，面对周总理如此细致入微的优良作风，不禁感到惭愧。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的头条显著位置刊登了一篇重要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根据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精神写的。强调“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这篇社论很有针对性，也很有指导意义，充满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然而，就是这篇社论，却引起了当时那些总想“超越了客观情况所允许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去硬办一些一时还办不到的事情”的同志的不满。当时上海市委那位主要领导人也借机流露不满情绪。由此可见，坚持实事求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存在着尖锐斗争的。

　　周总理经常告诫党员干部要有勇气面对现实，面对错误，有错误不怕揭露，要勇于承认和改正。他自己几十年来更是一贯严以律己，言行如一，对工作中的个别失误，总是认真检查，从不强调客观原因。这也正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生动体现。1957年12月和1963年1月，周总理先后两次在上海同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和先进生产者座谈。每当回忆到当时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使我党和上海工人阶级的力量遭到重大损失时，尽管事隔多年，周总理还是感到内疚，认为政治错误属于领导者，“属于我们这样的人”。1962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当时全国仍未从三年经济困难中完全摆脱出来，而各地又在搞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并且相互攀比，情况相当严重。上海不仅没有坚决实行调整，而且还在强调不符合实际的超高速度，特别是1960年的工业总产值在前两年已分别增长50%和40%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增长45%的高指标，对其他省市产生了不良影响。针对这种状况，刘少奇同志在会议一开始就在发给大家讨论的报告稿中批评了上海。当时上海市委的那个主要负责人自己好大喜功，主观自负，却指责别人“保守”，对少奇同志的批评始终采取回避、沉默的态度。我和曹获秋同志在会上再也坐不住了。在上海代表团会议上，我代表市委作了检查，获秋同志代表市政府作了检查。周总理看了简报深感满意，很有感慨地说：“好久没有听见上海市委同志作自我批评了!”周总理在大会结束时作了发言，强调指出“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要受客观规律的处罚”，同时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把他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所作的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中指标过高的责任归于自己。他那情词恳切的自我批评，实际上减轻了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压力，同时也作了表率，希望各部门、各地能作自我批评，汲取经验教训。周总理的这种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高尚品格和思想作风，给了我们极为深刻的教育。

　　1957年4月下旬，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记者采写的《周恩来总理在杭州迎候贵宾时，笑谈“城墙”与官僚主义》的重要报道。周总理当时指出：“领导人应该联系群众，别让‘城墙’把自己和群众隔开。”早在1956年7月周总理在上海市第一次党代会上就曾强调提出“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他还说，“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会比地方容易犯官僚主义”。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倾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对坚持实事求是，减少和避免产生官僚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1963年5月，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在航行日本的航程中沉没，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周总理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赶来上海亲自部署调查工作，并指示海军舰队和上海打捞部门的正职领导干部要参加一线调查。当时的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同志就作为领队亲自参加了调查。周总理还登上舰艇，看望参加出海勘察的人员，嘱咐他们一定要把事实真相弄个水落石出，以有利于汲取经验教训，更好地发展远洋运输事业。

　　脚踏实地敢求是，心底无私境界高。周总理所以能够在实事求是方面成为我们的楷模，正是因为他胸中毫无私心，而只有党和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周总理的最伟大之处就在这里，我们向周总理学习的最重要之处也就在这里。

　　关于周恩来的故事5

　　真诚地关心干部，关心知识分子，热爱人民群众，对周总理来说，包括他未担任总理之前，真是数十年如一日，可谓泽被天下，感人肺腑。

　　周总理不仅关心在中央工作的干部，也关心在基层工作的干部;不仅关心担负一定领导工作的知识分子，也关心各条战线的广大知识分子;不仅关心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工作和思想，也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健康。许涤新同志是个经济学家，曾在陈毅同志和潘汉年同志的领导下，从事上海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和“五反”运动的具体工作。“五反”运动后期，涤新同志在北京开会。一个星期天，周总理特地约他一起去游颐和园，说他工作辛苦了，表示慰劳。涤新同志生前讲起这件事，还总是要动感情。我们许多同志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都聆听过周总理充满革命情谊的话语，今天回想起来也都还禁不住心情的激动。1957年，周总理在上海县视察时，碰到了一个当地农村党支部的女书记。她那时27岁，还没有结婚。周总理亲切地对她说：“国家大事、支部工作要搞好，你自己的事也要考虑呀!”三年之后，周总理重来上海，还特地派秘书找到她，了解农村的生产情况，询问她是否已经成家。周总理对民族工商业者同样是广泛联系和经常关切。“五反”运动中，周总理多次问到上海工商界人士的情况和态度，运动结束阶段，上海工商界一些头面人物如盛丕华等先生的定性，都是由周总理最后亲自批示同意的，团结了大多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周总理对广大知识分子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这是在党内外一致公认的。建国初期，中央有关部门要调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去北京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出于误传，说顾颉刚先生要求每月薪金500万元(指旧币)，不然就不去北京。这件事被周总理知道了，他不但不生气，反而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500万就给500万嘛，但一定要请他到北京来。顾颉刚听说这个情况后深为感动，向有关领导说明并无要高薪的意思，表示马上进京。顾颉刚先生事后感慨地说：“我从周总理的身上，看到了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1962年3月，周总理先后几次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明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还指出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信任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关系，要解决问题，要承认过去有错误，承认了错误还要改。他在上海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熟悉的朋友，每一次来到上海，他总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找他们坦诚交谈，了解情况，倾听意见，还常常即席发表 自己对有关问题的见解，同大家商讨。上海的文艺界，无论是文学、戏曲、音乐、舞蹈、美术、电影等等，建国以来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和演出的许多优秀节目，几乎都得到过周总理的关心和指导。许多著名的文艺工作者，都把周总理作为自己的知心朋友，把自己的喜悦和苦闷毫无顾忌地向他诉说。周总理也总是利用各种场合同他们接触，还到他们家里作客，勉励他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周总理对新闻界同样是十分关心体贴的。他每次在上海机场迎送外宾，总是为在场的记者提供方使的条件;一些记者在采访重要会议时，周总理经常叫他们坐到靠近的地方，以便详细记录。上海不少记者撰写的重要稿件，只要是请周总理审阅，他都要亲自拿起毛笔细心修改，连记者在匆忙中写下的潦草字迹也不放过。上海新闻界一些同志的书橱里或影集中，至今还保存着周总理修改他们稿件的手迹，保存着周总理同他们的合影，成为他们努力做好新闻报道的力量源泉。

　　滴水可见太阳，伟大寓于平凡。在上海许多了解情况的干部和群众中间，周总理热爱人民的几个故事，至今仍被广为传颂：

　　1956年7月和1958年7月，周总理先后四次到上钢一厂视察并参加劳动。有一次，周总理在上钢一厂视察生产情况，到吃午饭的时候，许多人都等候在准备好的饭桌旁边，周总理却不见了。大家焦急地到处寻找，找到工人食堂，没料到周总理自己买了5分钱的卷心菜、1分钱的汤和2两白饭，正在高兴地边吃边和周围的工人亲切交谈。准备好的饭菜只好撤去。

　　这一天，周总理还来到这家厂的二转炉车间，健步登上行车，对行车驾驶员说：“老师傅，我向你学习开行车来了!拜你为师。”话刚说完，他就真的在老师傅的指点下学着开了起来。1958年7月14日，我陪同周总理到上钢三厂，看望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群众。来到平炉炉台，他紧紧握住老工人的手，从学习、工作问到生活;从浇钢场来到轧钢机旁，他看到操作工人汗水直流，灰尘满面，就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手帕，亲自给工人擦汗。当天深夜，周总理又一次来到这家工厂，视察工人创造的小、土机床加工中板轧机的大机架，热情赞扬工人们的实干精神。

　　1965年7月30日，周总理到上海大中华橡胶厂视察，正好碰上瓢泼阵雨。他走下汽车，米黄色的纺绸短袖衬衫和浅灰色的长裤很快就湿透了。望着大雨中的周总理，职工中传出了“快给总理送伞”的声音。一位厂领导跑上前去给周总理送命，他抬起手把伞挡开，和蔼可亲地说：你们不打伞，我也不用!一位工人技术员又手持雨伞奔向周总理，他又挥挥手，对送伞的同志说：先让后面的群众撑!一位老工人急了，接过雨伞，跃出人群，奔到周总理背后为他撑伞，他再一次谢绝了，并说：给别人撑吧!周总理就这样冒着大雨，穿过欢迎人群，视察了一个又一个车间，仔细地询问了生产情况，亲切地同工人交谈。时隔8年，1973年的9月，周总理在上海虹桥机场冒雨为外宾送行后，又绕场同前来欢送的群众挥手告别。他这时的健康状况已不好，大家多次要给他打伞，但都被谢绝了。他还特地嘱咐工作人员，一定要给雨中的群众多喝点姜汤。当时谁会想到，这竟是敬爱的周总理同上海人民最后的一次挥手告别啊!

　　周总理对妇女工作是很重视的，对广大妇女是很关心的。1957年12月下旬，周总理在上海市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主妇是一个家庭的内阁，她是管家庭经济生活的“财政部长”，是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卫生部长”，是关心里弄治安工作的“公安部长”，又是管孩子教育的“教育部长”，还是搞社会活动的“外交部长”，除“国防部长”的事务要丈夫多管一些外，妇女在家里是包办内阁。他的话讲得既深刻又风趣，引起了全场妇女干部的阵阵笑声，大家都感到格外温暖。1963年1月30日，周总理和邓大姐一起出席了上海各界妇女的春节联欢晚会，邓大姐在讲话中，希望妇女加强团结，和上海人民一起，在完成党和国家提出的任务中做出出色的贡献，再一次表达了他们对广大妇女的爱护之情。

　　周总理对干部群众的关心爱护，是同对干部群众的严格要求紧密结合起来的，是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目的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中就有一篇关于《过好“五关”》的重要讲话，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这个过好“五关”的问题，他在上海多次给广大干部提出过，也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他们的亲属讲过。周总理讲的“五关”，就是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他说，一般总是讲思想、政治两关，我特别提出后三关，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责任。他还指出，“对个人来说，这‘五关’不是一次就能过了的，而是长期的。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过好‘五关’”。周总理的这番话，真是苦口婆心，发人深思。周总理同时又大力倡导发扬民主，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他在1956年上海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唱“对台戏”问题。记得他当时说，应当“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真理越辩越清楚”。他还说，“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他在1957年4月29日上海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还说到，“共产党一方面是个领导的党，另外一方面应该承认领导党也还是有缺点的”，“需要人家帮助和督促。如果自以为是，自满了，那就使党要退化了”。周总理的这些话，强调了兼听则明、发扬民主的重要性，说得何等深刻!一方面要求过好“五关”，另一方面允许唱“对台戏”，反映了我们政治生活中既严肃又活泼的辩证关系，今天对于我们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